序言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一帶一路”倡議在提出后就在不同的方向探索前行。其實踐活動在借鑒相關理論成果的同時，也遵循著相對獨立的邏輯。本書選擇“一帶一路”投資風險中的政治風險作為研究主題，主要與下列事實有關：

　　首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大眾眼中的動蕩之地。且不說阿富汗、敘利亞等武裝沖突不斷的國家，即使是部分中亞、中東國家，在大家看來也蘊藏著大量的風險和挑戰。于是，一系列相關問題就被頻繁提出：“一帶一路”能否經受住沖擊？“一帶一路”將給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什么影響？是加劇沖突？還是緩解矛盾？等等。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要弄清楚這些地區可能出現的風險是什么，包括哪些因素，具有何種影響等。

　　其次，“一帶一路”是不是一項戰略規劃。“一帶一路”提出后，立即引發了關于它是不是戰略的討論。有的觀點認為用“倡議”一詞較為中性，能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擔憂，有的觀點認為從其規模、影響等方面看，它就是一項戰略。事實上，這種爭論雖然重要，但卻很難取得一致意見。因為，在不少中央部委的公開資料中，比較明確地使用“戰略”一詞來描述“一帶一路”；但它們在使用“戰略”一詞時，又主要圍繞特定行業領域，而不是國際政治/國際關系范疇中的“戰略”范疇。不過，這種討論已經引起外部世界的擔憂，從而影響到部分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政策選擇。

　　再次，中國企業是不是高風險偏好的群體。長期以來，關于中國企業，特別是央企的海外投資有一項爭論就是：是否偏好高風險的國家和地區。在歐美學界中較為流行的一種看法是：中國的央企是風險偏好型投資者，因為把大量資本投向拉美國家常被認為是高風險的投資。對此持不同意見的學者們則認為：中國企業之所以集中到非洲、拉美等高風險國家，是因為受到歐美國家及企業的阻礙，缺少其他選擇。這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都能找到一些支持其立場的證據和素材。

　　最后，中國成為海外投資大國。中國企業經過前一時期的人員走出去、商品走出去后，已經進入到資本走出去的階段，而且，又努力實現從“投資大國”向“投資強國”的轉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嘗試推動中國企業與沿線國家和地區進行合作，從而形成互利共贏的格局。但是，外界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國在借助資本優勢輸出落后產能；中國企業和資本的進入將給本國經濟帶來毀滅性影響。

　　當然，中國企業在海外遭遇各種各樣的非市場風險也是促使筆者選擇政治風險作為研究主題的重要原因。盡管學界和業界已有不少關于國家風險評級的研究成果，但將“一帶一路”政治風險作為專項進行分析的較少。本書嘗試將“一帶一路”、中國企業“走出去”結合起來，通過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政治風險的研究，針對上述問題提出相應見解。當然，本書主要是對作者開展的相關研究的前期成果進行了梳理，囿于作者學識，在系統性、深入度等方面都存在尚待完善的地方；隨著后續研究的推進，希望對本書中提及但未做詳細論述的問題，及材料、數據使用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進行修正、完善，從而以更好的成果與學界同仁交流。

　　本書在成稿和修改過程中得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編輯胡曉雪女士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