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教材的編寫主要基于如下兩個背景：第一，部分課程在轉型期金融專業人才培養中曾長期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伴隨著社會科學研究的總體進步與應用實踐日新月異的變化，也逐步顯現出與金融專業能力培養相脫節等一系列問題。這些不足表面上看是教學方面的，但究其根本卻會發現，它們其實是中國“本土”金融學科處于發展困境的教學投射。具體來說，雖然老一輩金融學人憑借“斯密式”的杰出貢獻，在相對封閉的學術環境下建立了比較完整的金融學體系，但由于在科學范式與科學實證主義方面的局限性，該體系在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還存在薄弱之處。自改革開放以來，教學與研究的國際化逐步加速并帶來了更具競爭性的學術環境，以此為契機，中國金融學在面臨新古典金融學與西方經濟學理論雙重“壓力”的同時，也獲得了兩個新的發展維度：一是借鑒新古典金融學范式，將財務和若干量化手段應用于金融領域，提高金融的數碼化水平及可計算性；二是更多地從現代經濟學理論中吸收最新成果，持續推動金融基礎范式的微觀化，并形成金融理論與財務和量化方法交互融合的發展模式。從目前的總體情況看，學界對第一類發展維度的借鑒更多一些，且主要以新開課程的形式出現；第二類則相對滯后，其具體影響是，部分課程對研究方法的吸收明顯不足，尚未實現范式的更新與發展，教學內容的微觀化與應用化仍然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比如，在一些課程的教學內容里，有關金融業務描述性介紹的篇幅還占據著較大比重，但對于相關產品和業務是如何被設計出來的，以及應該怎樣根據新的形勢和環境創造出新的金融產品或業務模式，這些與金融專業能力緊密相關的內容，則較少提及。上述問題也意味著，對于相關教學內容需要做出必要的完善。制度金融學既重視相關范疇的微觀理論含義及其以優化為目標的數理工具，又強調包括文化、社會與政治在內的，能夠連接歷史、現實與未來的制度因素并實現所謂歷史理性的分析，在支持案例研究的同時，還有利于將計量實證方法拓展至制度與合約領域，故而可在金融學科發展完善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第二，在目前的金融學課程體系安排中，存在著量化方法與非量化方法“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這不利于學生建立完整的金融觀。從實踐角度看，金融工具或金融業務的設計，既包括側重數碼化信息的量化視角，也涉及聚焦非數碼化信息的結構與流程視角。這兩個視角分別受到數量方法與制度合約方法的支撐，后者主要在金融合約（產品）設計領域發揮作用，聚焦于其中的核心環節——信用機制的構造，前者則重點應用于金融合約的定價及其在二級市場的交易與投資。兩者在實踐中唯有相得益彰才能切實提高金融績效。但從教學內容建設的現實情況看，如果說數碼量化領域已經較好實現了產學互動的話，那么在制度與合約方法方面的教研工作，目前還明顯落后于實踐。在作者看來，之所以形成以上局面，可能和學界對金融學知識體系理解上的局限性有關。本書希望能在這方面做一些探索和嘗試。

　　制度金融學的稱謂在國內大體形成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的張杰教授從信息經濟學與制度變遷理論角度，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江春教授從產權理論角度，分別針對制度范式與金融研究的結合問題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以此為基礎，本書側重于兩方面工作：第一，進一步引入作為微觀經濟學前沿的合約理論以及制度經濟學的部分新成果，在對已有金融范疇進行評析的基礎上，嘗試提出金融的合約范式，在增強“制度與合約方法”應用于金融領域的廣度和深度的同時，進一步完善和拓展金融的微觀基礎。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稱的“合約范式”并不是指金融中的某些形式是合約，而是說“金融即合約”。第二，努力實現合約理論、風險理論與創新理論在金融領域的交匯與融合，同時加大金融創新案例分析的篇幅，更多地挖掘出制度金融的微觀管理內涵，使其成為應用金融技能的組成部分。

　　以金融工具的供求為界，金融研究對象可被劃分為需求側和供給側兩大領域。作為分析工具的制度與合約方法，盡管既能以公司、個人等需求側主體為重點，也可側重于各類金融機構及金融監管者，但考慮到金融工具既是金融創新的主要對象，又是資金融通得以實現的關鍵載體，因而本書的內容安排選擇以金融工具合約為核心。教學內容的設計思路是，在闡述金融合約范式基礎上構建出服務于金融創新的應用分析框架，而后通過若干不同領域和角度的金融創新案例分析，展示出上述框架在實踐中的應用含義。因而，本書雖定位為教材，但由于強調應用導向的案例分析，故而并非只局限于教學用途。在讀者群體的定位上，既可用于中高年級本科課堂，也可滿足碩士階段學習的需求，對社會上希望了解制度金融與金融創新議題的人士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書除了在理論方法篇列出了概念和簡述題以外，在案例分析部分的每個案例最后還提供了部分討論性題目，教師可根據課堂情況靈活使用。同時，為了方便教師給學生布置金融創新案例分析作業，作者還以附錄的形式提供了分析報告的參考性結構，教師可根據需求對此做出調整。當然，作者也深知，要將一類可能影響理論體系結構的新方法融入到金融學中，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基于這一背景，本書一定還存在著許多不足。另外需要說明的是，作為重要研究工具的制度與合約理論同樣是非常龐大的理論體系，其中有很多內容本書并未完全涉及。但結合金融學體系的現狀，本教材的主要定位是“拋磚引玉”，將制度與合約尤其是“金融即合約、金融創新即合約創新亦是金融制度變遷”的思路融入到金融分析中來，未及部分可據此進行拓展和完善。

　　在本書的醞釀與寫作過程中，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鄧宏圖教授給予過重要的啟示與幫助。跨校異地組織“制度經濟學與合約理論討論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好在有微信等便捷的溝通工具，能夠讓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既有學術情懷又有學術激情的網絡社區中。分處兩地的研究小組也總能第一時間分享研究資料與心得。在合作開設博士生課程“金融制度與金融合約專題”過程中，與顏建曄副教授、粟勤教授的諸多探討，讓我受益匪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的郭紅玉教授、范言慧教授、張海洋副教授、宮迪博士和李昭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的彭興韻教授，也曾經在不同階段和方面提出過意見和建議，唐春梅老師在研究資料方面給予過支持。我的博士生張超、周子彥和吳京承擔了部分案例資料的編纂與整理工作。本書所涵蓋的教學內容曾在“貨幣銀行學”、“應用經濟分析”以及“金融制度與金融合約專題”課堂上進行過講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在版式設計、內容體例及文字校對與潤色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議。在這里一并對各位老師和同學表示感謝。最后不得不說明的是，受到作者學術水平的限制，本書一定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很多看法也只是一家之言，未必正確和準確，希望各位專家和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